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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作者:   發(fā)布日期:2022-07-01

“公款打賞案”中的贓款追繳困局及其破解
2022-06-30 16:46:53 | 來源:人民法院報 | 作者:石經海 魏藝山
 

  近年來,隨著我國網絡直播行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侵吞公款打賞主播的類案早已屢見不鮮,并因犯罪對象為“公款”和行為手段為“打賞”而引發(fā)熱議。綜觀相關案件,直播打賞通常涉及用戶、直播平臺、主播三方利益主體,甚至還可能涉及直播公會、經紀公司等其他主體,這使得法律關系變得尤為復雜,并由此導致“公款打賞案”在打賞款追繳過程中存在諸多難點。如在會計侵吞公款打賞主播一案中,法院正是以此為理由認為不宜直接在刑事審判中通過刑事追繳程序處理打賞款;又如在碧桂園員工巨額打賞一案中,法院則是將凍結的打賞款發(fā)還被害單位;還如在其他諸多案件中,法院在判決中完全未提及如何處置打賞款甚至責令被告人退賠全部經濟損失。司法實踐中對于“公款打賞案”存在贓款追繳困局,亟待破解。

  一、“公款打賞案”中的贓款追繳困局

  第一,贓款認定存在爭議。涉案財物是否屬于贓款,這直接關涉到能否進行刑事追繳。然而,直播打賞的法律性質紛爭不斷,這進一步導致打賞款是否屬于贓款這一問題尚無定論。在會計侵吞公款打賞主播一案中,關于直播打賞的法律性質主要存在服務合同說和贈與合同說兩種分歧觀點。如果認定為服務合同,基于維護交易安全和經濟秩序之必要以及善意取得之規(guī)定,打賞款不應納入追繳的范圍;如果定性為贈與合同,基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zhí)行的若干規(guī)定》第十一條之規(guī)定,打賞款系無償取得因而理應被追繳。此外,學界也有觀點認為主播與用戶之間并無法律關系,其理由在于充值與打賞不能混淆,打賞僅是網絡直播互動的一種形式。正是由于上述爭論之大,導致司法實踐中對打賞款是否進行追繳缺乏一致的標準。關于打賞款性質的認定事實上也涉及了民事法律。這種民刑交錯無疑加大了案件審理的難度,甚至由此可能引發(fā)的法律沖突容易導致“公款打賞案”在審理中久拖不決。即使司法實踐中部分判決認定打賞款屬于贓款,但仍然面臨層層詰問。利用侵吞的公款進行打賞并不屬于民法典中無效或者可撤銷的民事法律行為,也不具備贈與的撤銷條件。既然行為人對主播的打賞屬于有效的贈與合同,那么為何能對此進行刑事追繳?而且,貨幣“占有即所有”之通說規(guī)則也阻斷了物權請求權的救濟路徑。司法實踐中,直播平臺往往以上述理由進行抗辯,從而導致打賞款性質的認定舉步維艱。

  第二,追繳對象難以確定。即使將打賞款認定為贓款而應當追繳,那么打賞款的追繳對象是直播平臺還是主播抑或是二者?這是刑事追繳所面臨的難題。直播平臺與主播之間的關系復雜且存在爭議,甚至直播平臺與主播之間還可能存在直播公會、經紀公司等第三方主體,打賞款正是根據協議在上述主體之間進行分成的,這進一步增加了刑事追繳的難度。從現有案例來看,有的案件只向直播平臺追繳,也有的案件同時向直播平臺和主播追繳。實踐中,為了方便追繳,司法機關往往只凍結了直播平臺的賬戶。但如果司法機關僅向直播平臺追繳,直播平臺也可以以僅占有部分打賞款為由進行抗辯,且直播平臺事后又可能會向主播進一步追償,由此可能引發(fā)新的民事糾紛。而即使司法機關同時向直播平臺和主播追繳,又會面臨追繳對象眾多難以查明和追繳數額難以分配的困境。

  第三,追繳額度難以把握。由于打賞款往往在贓款中占據重要部分,而且其他贓款往往因善意取得之規(guī)定而無法追繳,因此司法實踐中一旦對打賞款進行追繳往往采取全額追繳方式“一追到底”。碧桂園員工巨額打賞一案便是此種做法,此案中辯護人基于減輕被告人退賠數額的角度出發(fā)更是主張對打賞款予以全額追繳。但行為人侵吞公款打賞的行為案發(fā)后可能已經經年累月,因而直播平臺和主播可能早已對所獲得的打賞收入進行了納稅。如果全額追繳打賞款,勢必會導致直播平臺和主播已經繳納的稅款難以返還。再者,主播基于信賴利益,可能已經將所得的部分打賞款進行消費,如果一味地全額追繳,既不利于直播行業(yè)的發(fā)展,也不利于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的穩(wěn)定。

  第四,追繳效率難以保障。就被害單位而言,贓款的追繳效率無疑關系到其經濟狀況,一旦追繳效率低下,會導致被害單位的合法財產返還困難,從而影響其經濟運轉。具體而言,打賞款的追繳效率主要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刑事追繳一般以刑事判決為依托,而行為人對定罪量刑的異議以及第三人對打賞款性質認定的異議,均會導致刑事追繳所依據的刑事判決難以作出、生效;另一方面,即使刑事判決生效,執(zhí)行階段第三人的異議也會導致刑事追繳的效率被拖慢。以會計侵吞公款打賞主播一案為例,該案經歷一審、二審、發(fā)回重審,前后花費一年多的時間,最終仍未在刑事判決中確認追繳打賞款,盡管該案并未通過刑事追繳程序處理打賞款,但仍能反映出打賞款性質認定之難,而打賞款的追繳進度無疑會因審判程序而被拖慢。

  二、“公款打賞案”中的贓款追繳困局破解

  第一,明確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性質,化解潛在法律沖突。認定直播打賞的性質應當全面考查“充值——打賞”的模式以及用戶、直播平臺、主播三方的法律關系。“充值——打賞”的完整流程是用戶通過在直播平臺充值的虛擬貨幣購買虛擬禮物送給主播,最后由主播與直播平臺依據協議對打賞的虛擬禮物折算分成。主播在整個打賞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作用、直播平臺與主播對打賞款進行分成、虛擬禮物本身并無價值這一系列事實表明,直播平臺只是為用戶打賞主播提供充值兌換服務,用戶打賞的虛擬禮物實質上代表著對虛擬禮物背后價款的贈與。因此,綜合來看,直播打賞的本質是贈與合同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zhí)行的若干規(guī)定》第十一條之規(guī)定,第三人無償取得贓款的,人民法院均應予以追繳。從民法中債權請求權的角度予以考查,能夠為打賞款的刑事追繳提供正當化依據。民法典中不當得利制度的第三人返還義務以及債權人撤銷權之規(guī)定均表明直播平臺和主播作為無償受讓人負有返還打賞款的義務。因此,民法和刑法的處理方法實際上殊途同歸,打賞款理應被追繳。

  第二,發(fā)揮直播平臺的行業(yè)地位,以打賞款分成者為追繳對象。事實上,主播所得的打賞款由直播平臺、直播公會等進行抽成,這是直播行業(yè)的慣例。行為人在對主播打賞贓款時,便默認了這一行業(yè)慣例。因此,打賞款的追繳對象包括直播平臺、主播等打賞款的所有分成參與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不可否認,追繳對象的眾多必然導致難以明確各方應當承擔的數額。為此,需要通過倒查打賞記錄以明確打賞款的流向,并通過直播平臺的協助以了解打賞款的分成參與者及其份額,從而制定出詳細明確的追繳對象及其份額清單?;谥辈テ脚_在直播經濟中的地位以及打賞款的通常分配比例之考量,打賞款的追繳要發(fā)揮直播平臺的橋梁作用。通過直播平臺的行業(yè)地位,進一步推動直播平臺聯合主播、直播公會等多方主體參與打賞款的返還,從而定分止爭,減少刑事追繳所可能導致的民事糾紛發(fā)生。當然,這需要在刑事追繳前應與直播平臺、主播以及其他主體做好釋法說明工作,并注意聽取上述主體關于打賞款的性質認定、返還困境、返還數額等相關意見,保障其作為案外人的程序參與權。

  第三,進行有限度的追繳,平衡財產安全與交易安全。對打賞款采取“一追到底”的追繳方式并不合理。一方面,刑事追繳在保護被害單位財產所有權的同時也應當兼顧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從而平衡靜態(tài)的財產安全與動態(tài)的交易安全,畢竟被害單位往往對公款被侵吞這一事實存在一定的任用和監(jiān)管過失。另一方面,基于信賴利益保護,刑事追繳不應該苛責善意第三人返還除現存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具體而言,在“公款打賞案”中,刑事追繳可以優(yōu)先考慮追繳行為人或者責令行為人退賠,只有在行為人的財產狀況顯示其明顯無力返還的情況下,才考慮對打賞款的刑事追繳。而且,即使對打賞款進行刑事追繳,也應當注意扣除已經繳納的稅款。此外,在善意第三人基于信賴利益已經對打賞款進行消費而難以全額返還的情況下,應當為善意第三人留足一定的返還時間或者適當減輕返還數額。

  第四,創(chuàng)新刑事追繳方式,為“主動返還”創(chuàng)造便利條件。為了保障刑事追繳的效率,使被害單位的損失得以迅速彌補,司法機關應當積極作為,創(chuàng)新刑事追繳方式,變“判決后被動追繳”為“判決前主動返還”。司法實踐中,有部分案件便存在主播于行為人案發(fā)后主動向被害單位返還打賞款的情形,而且據報道會計侵吞公款打賞主播一案的涉案主播便曾表明向被害單位返還打賞款的意愿。因此,司法機關應當為直播平臺和主播等善意第三人主動返還打賞款創(chuàng)造便利條件,鼓勵直播平臺和主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ㄗ髡呤浐O滴髂险ù髮W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魏藝山系西南政法大學量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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